第24456章 83 

　

未来全球金融市场将越来越不稳定，因此通过QDII以金融市场作为投资领域不足以规避日益增长的美元风险和西方主权债务风险。

人民银行投放的基础货币并没有过度增长，4月份的基础货币比去年底减少了495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6.72％。当前中国率先实现经济增长，资本市场的活跃与快速上扬吸引海外资金开始流入中国。

恢复真实需求有待于世界经济的复苏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货币政策在刺激真实有效需求方面，将面临实质性约束。从新增贷款与外汇占款占新增M2的比重来看，2008年底2009年初，新增国内信贷在新增M2中所占比重较大，是推动M2增长的主要力量。2009年4-5月后，人民币贷款增速低于M2增速，M2的增长有一部分是通过外汇占款增长来推动的。为此，政府应对资产市场的价格走势保持密切关注，保持货币政策的前瞻性。世界经济、金融企稳还远未复苏。

二是如果信贷是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那么这些资金就已经进入实体经济（我国统计的是非银行部门的信贷投放量）。虽然各银行仍持有大量债券等流动性资产，但相对于超储这个蓄水池而言，其调节流动性的成本已有所加大。现代理念、现代科技和现代组织体系是构成现代农业不可分割的三大要素，科学把握三大要素的实质及其与现代农业其他特征的关系，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可以少走弯路。

但是在错误现代农业观念影响下，有人错误认为农户承包制度影响了现代农业发展，一些学者也对基本经营制度提出质疑，这均由对农业特点和现代农业缺乏全面了解所致。现代农业背景下的现代科技不仅指国家科技的供给能力，还包括农民的科技自觉，农民不仅可以创造性地应用科技，还能不断地创造出新的科技。第二种观念是把现代农业等同于农业产业化，进而认为农业龙头企业是现代农业建设的核心。在基层话语中常有农业规模化率的说法，指的就是土地集中的程度。

首先，农户经营可以实现规模农业和现代农业，如在农户经营基础上形成的一村一品乃至发展为一县一品，就可以成为典型的现代规模农业。在这种理念的激励下，不惜牺牲生态环境或变相改变土地用途的行为普遍存在着。

规模经营是未来农业的必然趋势，但并不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最佳选择，更不能靠人为促进而得之。其次，龙头企业、农业生产者、政府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所追求的目标不同，难以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但人们对现代农业的理解差别很大，不乏片面和错误的理解。其次，追求大面积、大机械、高标准、成方连片、整齐划一的农业，在农业生产领域大搞招商引资。

这种理念仍是通过大量高能耗 ( 机械、化肥、农药、燃油、电力等 ) 投入来维持系统的产出，是典型传统农业的思维的继续。从世界范围看，人们开始反思高投入高产出农业对能源和环境的巨大消耗，发达国家出现了后现代农业思潮，有机农业、生物农业、自然农业、生态农业等概念逐渐被人们接受，预示了现代农业的新方向。要搞现代农业就必须搞土地集中。它包含了分散农户形成区域规模化生产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内容。

首先表现在可能动摇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现代农业的核心属性在于其公共产品性，这也是为什么发达国家要为其高度现代化了的农业进行巨额补贴、高度支持、强力保护的原因。

片面理解现代农业可能导致的危害对现代农业的片面认识和错误理解，在实践上是十分有害的。因此，宪法规定了我国农村经营制度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

现代农业在提供食品供给保障的同时，还发挥着生态、生活、教育以及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这种产品的安全供给，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发展的根本保障。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体系，包括种子、化肥、机耕、排灌、植保、收割、储运等产前、产中、产后的各个环节的服务以及农业保险、农业金融、农业教育等服务。其三，农业产业化强调用企业管理方法来管理农业，甚至把农业生产车间化、农民工人化作为现代农业的标志，不符合农业规律和特点，因为并不是所有农业都可以实现工厂化生产。现代农业的组织基础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农民合作社，二是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首先，农业龙头企业只是现代农业系统中一个环节，不能涵盖现代农业全部。

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农产品是具有战略物资性质的产品。因此有必要对实践中存在的认识误区进行剖析，进一步明确现代农业的内涵。

农业所具有的保证社会基本供给，维护生态环境、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靠龙头企业是难以带动的。通过龙头企业把农户生产与市场连接起来，实现种养加、产供销一体化经营，是现代农业的内容之一，但不是现代农业的唯一模式。

首先是农业公共产品的理念。人为促进工商资本承包土地只能付出更高的成本，进一步增加农业的风险和衍生出更多的社会问题。

第三种观念是把现代农业等同于高投入高产出的农业。现代科技在改善农产品品质、调整农业结构、发挥农业多功能等方面均发挥重要作用。这一认识支配下的逻辑：分散的农户无法实现规模经营，没有规模经营就不能发展现代农业。现代农业离不开现代科技，但是单纯利用现代科技高投入的农业不一定就是现代农业

有研究指出，市场的垄断程度与企业对研发的投入比例，会呈现一种拱门状曲线，当垄断程度低市场充满小型企业时，大家没有能力进行研发，当垄断程度太高时，垄断者或者没有动机进行研发，或者不愿运用创新毁灭自己的垄断地位，因此只有在较中间的地带，能力与动机可能会达到一种较良性的平衡。因此，后进国在考虑垄断的问题上，若只是一味追随自由市场派国家退出市场的主张，将无法掌握问题而于事无补。

确实，二○○○年美国初审法判决要将微软一分为二成为两家独立的企业。同时，国家有能力要求财阀依据整体策略去发展。

后进国家推动工业化，在制度设计上总是会遇到各种难题。随着经济发展的进程，市场经济的逐渐成熟，市场制度的逐步建立，国家推动发展及扶植企业的角色，应会逐渐由强力干预转为引导与协助。

后进国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必然要在推动成长与扶植产业与大企业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垄断与竞争之间永远不是清楚的两选一的课题。在长期可能所有的垄断都会因新的挑战的出现而有瓦解的一天，譬如说几十年之后微软的垄断地位很可能不存在了，但是时间如果太长，对于等不到那天的人而言，可能就没有意义了，我们需要更及时的对策，譬如像将微软一分为二。再则，国家必须以清楚的、客观的经济标准来规范企业，譬如规定企业的外销业绩达到一定标准后才能有资格取得低利贷款等。

既然大企业的角色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因此应该要求的是，一方面大企业在其垄断权力受到适当的监督之下，要能够学习先进技术、提高生产力、并获取国际竞争力。朴正熙以后的政治人物都已经不甚强势，统治基础不稳之余，比较需要向财阀争取支持，这意味着对财阀的规范能力的削弱。

而经济上，先进国对于大企业垄断的主要关切，是基于垄断对于创新活动、产业进步的影响，但显然后进国家的考虑必须不同。后进国如果能成功地用产业政策扶植产业与企业，则表示国家仍具有规范资本的能力，经济性垄断的问题或是不严重或是原本就是政策设计的一部分（譬如政策上以内销贴补外销等），在此阶段主要问题关键暂不在经济的垄断而是在成长。

问题是，这派学者一向不肯正视后进国家在发展初期国家必须扮演的角色，无视后进国缺乏市场制度，根本无法与先进国在自由开放情况下竞争的困境，其实，历史上还从未有后进国在自由开放环境下得以发展成功的案例。金大中政府虽然采取了不少缩减财阀的措施，但财阀仍然庞大，二○○二年底举行的总统选战中，是否放宽对财阀的限制是一极具争议性的热门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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